光緒二十年，16 歲即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的張謇，終於在 41 歲這一年中了狀元，開啟仕途之路。然而，不久後他卻棄政從商，做了中國第一批民族實業家。他親手創辦的大生紗廠于《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年籌建，通過這個紗廠盤活了整個南通。1920 年，《上海英文報》主筆鮑威爾到訪南通，回滬之後立刻發表報道，評價「南通是『中國大地上的天堂』」。

20 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政府連年賠款、百姓民不聊生、改革頻頻失敗、動亂頻繁四起的年代，這麼一個時代背景，出了一個「天堂」，會不會讓你覺得詫異？

之所以稱它是天堂，是因為這裡有完善的基礎公共設施：公路、汽車、電燈、氣象臺、公園全部配備；乞丐、流浪者、孤兒接近消失，他們都被送去了育嬰堂、養老院等公益機構；至於閑雜勞動力更是少見，他們都去填充了張謇創辦的企業的勞動力空缺。

一個紗廠，深耕產業鏈，盤活經濟體，創造就業量，派送股東利息，帶動社區建設，服務社會和公眾……，張謇帶著「富國強民」的目的發展實業，在當時的營商環境下，這對其他企業簡直是一種降維打擊，即使放在今天的商戰圈，這些表現也已不同程度涵蓋了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各個方面，可謂是 ESG 的雛形。

ESG 在全球和在中國

ESG 即環境（Environment）、社會（Social Responsibility）和治理（Governance）三個名詞的首字母縮寫，是一種從環境、社會、治理績效三個維度對企業進行考覈的投資理念和評價標準。

這個理念源於西方，最早出現於 18 世紀的倫理投資，號召企業主的經營不要傷害他們的鄰居；後來發展成早期的社會責任投資，鑑於 20 世紀中期的社會焦點——種族隔離和戰爭的大規模性傷害，凡是助長這兩方面的業務型別都被全部禁止；後來隨著氣候、環境、上市表現等問題的不斷產生，企業需要承擔的責任內涵也得到進一步擴充套件和完善，ESG 概念由此推出。

進入 21 世紀，隨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日漸突出，政府和投資者也開始關注企業 ESG 表現。自 2002 年至 2021 年，國務院和中國證監會就這個議題前後出臺了 62 部政策法規，就 ESG 實踐的具體活動、資訊披露和評價指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針對企業的評估要求。這背後目的只有一個，希望今天的企業別總盯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把眼光放在社會價值乃至全球價值的最大化上。

雖然 ESG 概念的提出有時代背景，現在的披露和評估指標也有具體的適用範圍，但如何通過經濟價值撬動社會價值這個事兒，100 多年前的張謇就已做出過範例，時至今日，ESG 實踐更有了新的應用場景。

第一，ESG 是一種企業價值觀，從「不作惡」到「主動行善」。

ESG 引導企業主動審視和各類利益相關方的關係，倡導從企業的商業實踐出發，在和利益相關方的相處過程中尋找發力點，進而通過除錯自身行為最終達成和利益相關方的關係目標。

對大部分企業而言，之前最大的責任覺醒是不能把利益建立在剝奪他方的基礎上，這個他方包括不同的利益攸關群體，也包括自然環境資源。但在 ESG 的引導下，這背後的邏輯可不僅僅是「不剝奪他方利益」就完了，也不僅僅是滿足利益群體一次性的目標就結束了，而是在與他方交往過程中，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這要求企業從「不作惡」這種底線思維過渡到「主動尋善」的爭上思維，一直要提醒自己如何最大化釋放行業和社會價值，找到角度去踐行更大的「善舉」。

讓我們看看 100 多年前的張謇是如何「主動行善」的。張謇創辦大生紗廠時，爲了給工人提供一個安心的工作狀態，給工人建造了工房，工人可以免費入住；建造了學校，讓工人和子弟都可以求學；建立了儲蓄處，工人可儲存工資生利息；還創辦了醫院和公園，工人可以看病及休閑。工人被照顧得好，自然願意努力幹。而且，張謇在紗廠實現盈利後並沒有止步。當時的南通民不聊生，經濟孱弱，官不作為，於是張謇用經營所得的錢繼續興辦學校，發展教育；創立養老院，讓老有所依；培訓乞丐，還為他們尋找到合適的工作位置。這些舉措都是「善」的主動為之。如果只停留在「不作惡」的被動企業價值層次，大生紗廠利用工人勞動賺錢給股東分紅就好，不會有任何意願去投入這些社會專案。

任何一個企業的立身之本都應該是「我創造的價值」要大於「我造成的麻煩」，但 ESG 的要求不止於此，同時還得盯住那些不是你製造出來的社會麻煩。

第二，ESG 是一種企業運營的戰略視角，而不是簡單的 CSR 公益專案的升級。

既然要盯住那些不是企業自身製造出來的麻煩，那 ESG 是不是多做幾個 CSR 相關的公益專案就可以了？當然不是。

大部分企業對 ESG 的認知是 CSR 升級，在做法上也無外乎是企業主業之外的一種附屬活動。主業才是企業利潤化表現的核心，是賺錢的抓手。等賺到錢之後，再撥出去一部分進行額外的 CSR 公益專案，體現一種慈善性質的社會責任。

但 ESG 並不是這個基礎上的升級，不是企業賺得利潤後的再分配，而應貫穿于主業發展的全過程：從產品的原料選擇、製造加工、回收處理，到員工的工作互動體驗，再到產業鏈的提升改善，每一點每一滴，都應投射出 ESG 的思考。

看看大生紗廠，張謇是怎麼幹的？他先是辦了紡紗廠，然後又沿著上下游去拓寬產業鏈條，比如開辦墾牧公司來種棉花，給紡紗廠供料；又開辦冶煉廠和鋼鐵廠，專門製造軋棉機和織布機；再開辦麵粉廠做麵粉製成漿紗去織布。在棉紡織業這條主線上出來的副產品——棉籽，還能被利用去煉油，而油脂又拿去做肥皂，報廢的產品和材料重新作為原料再加工……，這都是在圍繞主業，做產業鏈的縱深。

通過這條產業鏈的打開，大生紡織企業形成了一個以機紗為中心的工業集團。它帶動了當地工業企業型別的多樣化，當地的經濟圍繞著棉紡業的產業鏈得到發展，植棉、紡紗、手織互相促進，形成了完整且多元的業態。

100 年前的張謇，以實現南通本地內循環的商業實踐，為我們今天發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努力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範。雖然我們還在探索高質量的內循環和雙循環應該怎麼做，但有前人珠玉在前，我們應該對未來充滿信心。

第三，ESG 是一種企業解決問題的創新思路，將社會痛點看作業務靶點。

我們剛才說過，任何一個企業的立身之本都應該是我創造的價值要大於我給社會造成的麻煩，從這個角度看，企業深度嵌入社會系統就是必然的選擇，社會痛點就是企業之所以有存在意義的靶心。

於是，讓「天下人都有飯吃」可以是企業的立足之本，「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也可以是企業長存的根基。但若是企業存在的意義就是產出「300 套頂級天價別墅」、「100 個元宇宙捏臉師」，社會就沒法長期接納這樣一種企業。

同理，選擇「紡紗」這個賽道，張謇也是經過思考的，除了南通盛產棉花之外，面紗在當時也是一個亟需解決的社會痛點。

先說當時的需求側。我們習慣說「衣食住行」，衣始終排在第一位，男耕女織的時代，幾乎要將一半的勞動力資源用於解決衣服的問題。從 19 世紀開始，清朝又加大了對東北地區的開發，大量移民涌入東北，對衣服，尤其是耐消耗的棉織品的需求，更加旺盛。

再看當時的供給側。自 19 世紀中期開始，中國的棉織品供應遇到重大挑戰，一是美國南北戰爭導致美國對全球的棉花供應減少；二是中國家門內的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傾銷東北的洋布數量銳減；三是國內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此前穩定的布匹供應打擊不小，國內也存在極大的供應缺口。

張謇就是在這個時期選擇了棉紡織賽道進行深耕。當然在深耕的過程中，不僅解決了國內的供銷問題，還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國的棉紡織業捲入到全球的棉花格局中。

我們習慣說張謇是實業救國的第一批民族企業家，但「實業救國「四個字，用今天的話翻譯就是：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痛點。用更經濟學的話語講就是：用產業創新的思維看，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蘊藏著商機。

張謇的 ESG 雛形案例和背後的成功原因

我們今天總結張謇的商業路徑——錨定痛點選賽道、延伸產業縱深、帶動百姓就業、實現本地的經濟內循環、推動社區和城市發展、捲入全球化格局，以我們今天 ESG 要求的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三個層面來對應，都分別有不同程度的覆蓋，說明這三個層面的關係並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內在有機統一，企業完全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商業實踐做到三方互照。

一個多世紀以前，張謇肯定不知道 ESG，腦中也沒有什麼所謂的企業規劃戰略和經營體系，百年前的他，靠什麼力量的牽引完成這些？

在那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張謇身為一個讀書人，找到自己社會企業家的身份，以那個時代獨有的鄉紳精神，探索出一條實業救國的路線，他自開始就從未追求「利之為利」，而是始終將「國家價值」、「人的價值」放在首位。那之後受到「南通模式」鼓勵的民族企業家還有「船運大王」盧作孚、「化工大王」范旭東、「火柴大王」劉鴻生，他們的出現雖然比西歐企業家晚了近 200 年，所操持的企業卻仍能在極艱難的條件下有所作為。

張謇的兒子為父親寫過一本《張謇傳》，他回憶父親的彌留之際，曾經想過記錄些什麼，但最終坐在桌前沉思很久，一個字都沒寫。如果知道 100 年後今天的中國都在提倡 ESG 做法，也許他會比日本管理大師稻盛和夫更早一個世紀寫出那句話——「用善惡而不是得失，作為企業判斷和行動的基準」。